王志强 张海军

    ［摘　要］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决定着人才集聚与培养、知识创新及科研成果产出的效果。当前，嵌置于复杂系统的日益体系化多样化的学科发展已经从简单纯粹的知识发展逻辑转向多元要素的规制，这使得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既要充分考量资源汲取的时代面向与主体期待，也要遵循内在运行机理及整合多元求需。学科设置调整需要从教育外部、内外交叉及内部要求三个维度充分考量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教融 汇创新以及建成教育强国的时代需求，立足学科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处理好动与静、点与面、类与型、内与外、权与责五大关系。从现实来看，我国高校学科设置在满足发展需求、打造学科集群、凸显发展特色、提升开放程度、健全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可围绕“组织管理—理念确立—制度构建—动力支持—效能转化” 的框架优化发展路径，带动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和有序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关 键 词］学科设置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多维审视；未来路径

    ［作者简介］王志强，竞技宝官方网站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广州510035）；张海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8）

    学科是以知识领域划分为基础而集成的功能单位，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是政府、高校等主体基于特定需求进行的“设置—建设—评价—调整—再设置”的复杂过程，规制着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与功能显示。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要求多元要素共同交织而成的发展场域中，学科设置调整作为体系形成的先行条件而决定着人才集聚与培养、知识创新及科研成果产出的效果，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均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把推进学科设置调整视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把机制建设作为决定学科设置调整成效的关键基础。

    随着我国对学科设置调整内在规律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日渐深入，尤其是学科设置自主权的逐渐下放，学科设置调整工作取得不少成效。一批高校和学科逐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学科结构不断优化，以学科设置调整为基础而产出的高素质人才及高层次科研成果正在支撑我国打造全面创新体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有学者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化，提出“应用逻辑和学科逻辑的同构共生是未来学科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也是实现知识体系重构的变革取向”［1］。当前，我国高校学科设置调整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追求中短期绩效的功利化倾向，导致部分高校无意关注理工科基础学科专业的设置；［2］存在划分过细、学科交叉融合不足、学科全而不强、大而不强等情况；［3］缺乏明确指导，在选择学科方向时容易产生趋同及追随热门的趋势；［4］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在响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革新时，存在明显的迟滞 现象；［5］面向国际和市场开放办学的程度仍需提升［6］。机制建设在学科设置调整中至关重要，有学者提出，学科设置调整机制优化要彰显服务国家发展的贡献导向、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纵深发展、锚定学科特色谋求突破，［7］以数字化赋能学科群落生态的形成与机制构建，［8］着力发挥国家在学科设置中战略引领者、规则设置者、运行纠偏者的角色［9］。

    学科设置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政策层面全局规划和以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趋势，也要观照教育、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基本要求。置身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的学科设置调整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形势要求，从现实来看，在研究层面对于学科设置内在逻辑关系的探讨还需要持续深入，实践层面学科设置调整水平尚未完全适应现实需求。现实之困需充分把握当前及未来我国学科设置调整的时代场景与总体要求，解析学科设置调整中需要厘清或依循的内在关系，以前瞻性策略提升学科设置调整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一、推动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时代吁求

    作为知识发展与社会需求共同拥趸而生的现代高校学科，需要与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教育发展等时代命题主动适应、紧密结合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源头、动力和空间。面对新战略新形势新要求，需要从教育外部、内外交叉及内部要求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学科设置调整面临的时代境遇与牵引动力，既考虑外部宏观的生存场域诉求，也要从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共轭视角加以考量，同时立足教育自身战略诉求进行布局调整，在响应时代之需中获取发展的动力与资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外部引领 

    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人口红利驱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增长并迎头赶上世界发展步伐，但也存在着发展严重依赖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困境。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试图优先发展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因为在朝阳产业中具有科技强势的国家更容易从递增的收益中获益，这反过来使其得以扩展技术与生产能力”［10］。世界形势与国际政策的大变革大调整及内在的产业结构性矛盾，促使经济全球化框架内的中国重新思考、探索与部署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以谋求在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优势地位，“摆脱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增长态势，进入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可持续的稳态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11］。基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阶段的战略考量，加快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优化及转换从而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战略目标和主题主线。

    应用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凭借其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卓越表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和支撑。学科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的主要载体，当今时代的学科发展逻辑已经从简单的知识逻辑转向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逻辑。学科发展既要深掘编排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又要强调不同学科基于知识交叉联动而形成协同创新的群落，还要在跨社会的宏大系统情境中建立多样密切的联系以寻求发展资源和创新机遇。因此，无论是从“能为”的担当层面还是“需为”的发展立场，建立面向时代需求的高校学科体系都应关注经济高质 量发展所提出的需求，瞄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现实要求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学科集群，着力围绕未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推进学科设置调整。

    （二）科教融汇创新成为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交叉动因

    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融合化和绿色化为主要特征，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并将重塑全球竞争新格局。新科技革命一方面依赖于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和科研成果资源，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改变着教育发展的自身形态以及所依赖的外部场域，由科技革命而引致的新兴产业的出现与迭代以及传统产业的退场或转型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职业类型及层次的变化，从而对人才供给及高校科技产出类型提出新的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高 校根据科技进步要求设置相关学科专业并及时进行优化，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将科技与人才工作有效连接［12］，因此，未来的重要任务是把教育体系与创新体系充分整合［13］。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科技与教育的融汇与贯通，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优质科研资源的互补互动为基本保障，着力促进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硬件保障［14］，同时通过科教融汇形成有利于各类创新平台建设、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生态系统。

    学科设置调整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规模、层次与类型以及高校科研创新平台的类型与成果产出，学科设置与科技创新的适配程度 既决定着创新体系建设的成效，也决定着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高校发展资源的获取力。从国际经验和实践逻辑来看，个人和企业在某些创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酝酿和传播技术变革的过程是一个各种学科与机构彼此互动交织的复杂网络［15］，这从硅谷、纽约、波士顿、慕尼黑、巴黎、东京等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历程和未来规划中可见一斑。美国政府2023年认定的31个区域创新和技术中心（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其中10所大学分别领衔开展所在州的科技创新集群建设；德国的“卓越计划”中，十分重视大学相关学科与所在区域的创新主体组成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协同发展。在科教融汇创新背景下，学科设置调整一方面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工具，充分利用新科技成果来预测未来学科的设置规模、类型以及建设重点；另一方面，要把科技创新作为目标，深刻洞悉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以及人才类型需求，紧密结合国家及所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通过及时有效的学科设置调整回应现实需求。

    （三）建成教育强国成为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内在依循

    建成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等，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建成教育强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工作的总目标，是教育各组成部分和要素谋篇布局及改革创新的关键指引。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龙头，作为高校基本组织单元的学科，其设置调整也必然需要以教育强国的内涵、特性以及战略任务等为指引，以内在要素变革助推教育强国建设扎实推进。

    学科设置调整需要充分把握建成教育强国的内涵要求，把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影响力等的价值导向和落实举措充分融入学科设置调整的各个方面。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引领下，学科设置调整需要注重思政学科布局与发展，加大人文与科技交叉学科设置力度，助推人文素养与科技素养融合发展，提升思政引领力；紧密对接科技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优化学科结构和提升学科水平，建立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互动反哺机制，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利用学科平台引育和集聚各级各类人才，打造高水平专业化师资队伍，通过学科设置调整助力全面提升人才竞争力。在学科设置调整中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结合国家和区域科技发展需求加大知识创新与供给，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质科技服务，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中提升科技支撑力。学科设置调整要立足提升民生保障力的核心需求，关注弱势群体、落后地区教育发展需求，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发展的需求，积极响应就业、收入、文化体育、健康、养老和社保等民生保障方面的现实需要。在学科设置调整中深入分析参与主体和利益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的积极性，突出产教融合及科教融汇，加大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以学科共建助力提升教育的社会协同力。以国际开放的视野推进学科设置调整，面向国际发展趋势研判学科建设的需求和动向，加快设立面向国际前沿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学科，立足中国实际并积极汲取国际学科设置调整的先进经验，推进人员、平台、知识等学科关键要素的交流合作，以学科的国际适应性和引领力提升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二、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多维审视

    高等教育发展所依赖的内外条件变化需要高校在学科设置调整方面作出及时响应。从内在逻辑来看，学科设置调整需要以高质量发展、创新体系建设与建成教育强国为关键面向，处理好“调整什么—如何进行—谁来操作”等方面的问题，而这既需要处理好动与静这一“调整什么”的先行基础，也需要分析点与面、类与型、内与外等“如何进行”的具体策略，还需要关注权与责这一“谁来操作”的主体性问题。

    （一）动与静：统筹好外部要求与内在规律的关系

    从历史维度来看，学科设置是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持续演进的。古典时期的大学主要设哲学学科，传授学生文法、修辞和雄辩术，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具有文化知识的世俗政权管理和宗教人士；中世纪大学时期，大学主要设置文、法、神、医四类学科，分别解决人的精神、肉体和社会管理等问题；近现代大学时期，伴随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理工类和经管类等与科技、产业发展关系紧密的学科逐渐兴起，可见，高校学科正是在长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合理及合法性地位的。从现实维度看，深嵌于经济社会发展土壤中的高等教育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适应与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虽然到目前为止区域高校学科发展与产业领域还保持相对独立和明显界限，但任务的拓展与功能的延伸已相当明显并日益加深，外部经济社会的需求已经与知识发展需求同样重要地成为学科发展的依据。

    以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而构成特定的学术门类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学科内在规律的遵循也有利于创新螺旋结构中的高等教育通过提升水平更好地反哺外部需求。无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教交叉融汇还是建成教育强国的时代需求，都需要政府及高校通过学科设置调整提供人才支撑和创新驱动，而在学科设置调整的实操层面需要遵循规律和分门别类。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时间为一个学科的知识积累、网络构建、人员繁衍提供必要的延展与生长空间”［16］，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此，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通过文理工艺医等学科纵深发展及横向联通，有助于推进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的迭代产出以及在复杂场景的应用。当前，在经济主义、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的裹挟下，高等教育急速变革的功利化现象也引起不少担忧。有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改革”成为一种时尚或运动，不少改革经常是权宜之计或应急之举［17］。这一现象在学科领域的映射突出表现为设置调整的急功近利，基础学科的式微、人文学科的萎缩、交叉学科的无序盲目扩张，不加克制地将市场调节引入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可能会带来忽视知识生成的泡沫化风险［18］，从而动摇学科面向创新体系设置调整与建设的根本。因此，嵌置于复杂系统的日益体系化多样化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既需要充分考量资源汲取的时代面向与主体期待，也要遵循内在运行机理及整合多元需求，通过分门别类与动静相宜相结合提升学科设置调整的科学性与适应性。

    （二）点与面：处理好“多而全”与“少而精”的关系

    国家发展战略对学科设置调整的布局结构提出要求，而满足要求则需要作为支撑单元的高校作出具体响应。“点”的集中突破还是“面”的多元布局既与办学历史有关，也与学校类型定位以及未来规划等紧密相关，实质是高校在学科设置中是追求“多而全”还是“少而精”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办学水平较高且经费多样的研究型大学所开设的学科数量并不多且较为综合，而面向地方以培养学生为主的应用型大学却经营着数量庞大的学科专业。在学科发展中，学院是最重要的主体［19］，学院的设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科设置规模以及综合程度。从我国的C9大学来看，独立设置的二级院系普遍在30个以上，个别甚至达到50个，学科设置的数量更加广泛且基于行政化独立建制的倾向更为突出。“考察世界各国大学的组织架构，遵循学科逻辑已然成为学院设置的基本共识。”［20］美国的哈佛大学在本科生院、继续教育学院之外，设有12个专业学院及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学设有7个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有6个学院。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自建校以来，学院数量一直保持在10个左右，近年来又整合成为7个跨学科交叉学院。（见下表）

    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指挥棒的牵引下，“追求多而全的综合性院校成了全国高校共同的办学目标。这种学科相似、专业雷同的大而全办学体系，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加剧了学生就业的压力”［21］。这一观点在未来高校学科设置调的全局规划中需要予以重视。实际上，高校在自身学科设置上是追求“多而全”还是“少而精”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衡量标准，因为“在复杂的环境中运作的复杂的 大学需要复杂的有区别的解决方法。一百所大学需要一百种解决方法。在大学主导的道路上，改革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个尺寸适合大家的心态”［22］。“大而全”有利于横向交 叉融合，在学科交叉与加速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少而精”有利于纵深推进，在实现重大突破与持续提升水平方面具有优势。高校学科设置的多少可以基于两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是高校自身实际。学科设置调整本身是教、学生、平台、经费等资源重构的复杂过程，关系高校的发展方向以及改革创新、服务时代需求的成效，需要结合自身办学的基础尤其是资源状况强化学科设置的科学论证，从而形成有助于学科集群建设的规划布局。另一方面是高校身处的外部环境。当前对于高校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已经由传统的发表计件导向转向质量、特色和贡献导向，而外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产业等是学科设置和成长的关键支撑。这就需要高校根据自身定位和服务面向，充分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设置的规模需求，以及区域内同层次高校学科的设置情况，从支撑度和贡献度的角度统筹谋划本校的学科设置数量。

    （三）类与型：重视学科类别与层次的谋篇布局

    学科设置的类与型是点与面的具体化，也即在根据办学资源确定学科数量后，究竟布局哪一种学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从本质来看，对高校进行分类实际上是关于学科设置类别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不同职能分化的归集，这是因为“按照‘知识内在联系’的分类关注到学科共性的知识基础，将具有共性知识基础的学科归并，作为分类的重要依据，既顺应了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下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又能整体把握院校的学科特色”［23］。自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 意见》提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以来，这种从“型”的角度的分类方法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分类的主流方式。这是因为，“研究型、应用型与职业技能型高校通过强化内在结构关联，可以更好地提供人才结构支持，避免人才供给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错位的现象”［24］。

    学科设置调整的类与型既决定着学校发展的类型，又受到学校发展类型的规制与影响。“类”是由具有相同属性的多种事物组成的集合，在高等教育语境中常指由学科设置而彰显的学校类别属性。通过设置调整而形成的学科类别关系到学校发展的总体方向与目标达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设置调整应该综合分析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知识和科技等的类别需求，引导学校明确在服务场域中的战略定位，确定自身的发展理念和办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基于问题解决和知识发展的逻辑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推动学校向综合、理工、人文、医药或体育艺术等的类别塑造。“型”更多的是反映事物的规格与性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理解为学校在承担知识生产、传播、转化与应用等过程中的功能显示。学科之“型”规制着学校发展的着力点，研究型更侧重于知识的原始创新，需要更加积极地发展基础学科并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及博士研究生教育；应用型大学更加强调知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强调学科的复合性与应用性， 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大学更加强调知识在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操作运用，更加注重精细化及专门性。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政府或高校等关键主体需要分析现实基础与未来趋势，在“类”与“型”的交错网格中找准学科设置调整的重点。

    （四）内与外 ：立足自身而又放眼域外

    在学科设置调整中考量点与面和类与型的关系，都需要关注学校的类型定位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服务面向。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内与外主要是由知识的无边界以及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决定的，遵循需求导向的学科设置调整需要及时关注并科学研判人才的区域流动。经济发达、创新要素活跃的地区对于人才的吸纳集聚能力较强，不但能够有效消化本地区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还可以吸纳区域外高校学生就业。基于49003名京津沪“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数据分析可见，毕业生生源地为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向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中流动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25］对我国144所高校一流建设学科教师履历的研究显示，“北京、武汉、成都、广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成为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优选区位”［26］，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才流向及流动程度。

    对于学科来讲，“内”与“外”是多层次结构的逻辑关系，在学科设置调整层面更多强调的是在具有相对性的空间层面的规划布局。空间的相对性体现在原本属于外部的区域，如果放置在更宏观层级的区域来看则属于更高组织的内部构成，这就需要分析不同层类大学的影响力及辐射面。学科设置调整需要不同主体基于自身权限，从人才、科技成果等要素流动的视角来审视内与外的关系，在国家层面需要研究在高质量发展、创新体系以及教育强国建设中对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资源要素的需求以及供给情况，站在世界与中国的框架中分析内外资源流通状况，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空间布局结构以及学科设置调整目标规划，从总体上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不匹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区域层面，需要“跳出区域看区 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供需结构，根据区位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内外流通状况构建发展常模，规划设计本区域学科设置调整方案。在高校层面，需要以学校所处区位以及服务面向为基础，分析区域内外、学校内外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结构，科学确立学科设置的点和面以及类与型。

    （五）权与责：实现管理统筹权力与责任的相统一

    学科设置调整是多主体运作之下的涉及多要素的系统性变革，需要明晰“谁来操作”这一重要问题，而厘清不同主体间权与责的逻辑关系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制度，高校的学科专业被置于相对统一的框架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结构复杂化，学科设置中的权责也在进行优化调整，总体上呈现出国家向地方政府和高校放权的改革趋向。2024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5034个，交叉学科878个①，学科设置权限的扩大使得高校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能够作出更加灵活机动的反应。我国学科设置经历了“计划供给”模式向“市场供给”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带来的是学科设置中治理逻辑的深层次变化，从自上而下单向度的行政化刚性规制向国家调控、社会市场供需、高校自主定位等多元要素影响转变，行政逻辑、市场逻辑、育人规律与办学规律都在左右着学科的设置调整，但自上而下的特征仍然较为鲜明。［27］

    学科设置调整中的权与责关系到谁来做、如何做及运行机制等基本问题。2023年，由教育部等多部门共同出台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从总体上明确了学科设置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构建了现代治理的基本框架。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在设置调整过程中全面分析参与主体及其构成关系，基于不同利益的多方行动体通过动员、交流和部署一系列的想法、规则和资源来制定并实现共同的行动目标，以互动式治理实现权与责的内在统一。［28］一方面，国家需要基于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充分研判未来人口、科技、产业等需求，加强宏观政策制订，及时修订学科专业目录和建设标准，引导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面向重大需求开展学科设置调整工作。同时，要合理建构学科“放权”和“收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机制，避免出现“放乱收死”的“魔咒”。［29］省级政府需要统筹区域内高校学科设置调整，从内外结合的宏观视角做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以及人才供给情况分析，指导并提升区域高校学科设置的科学性及适应性。另一方面，高校需要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现实需求，建立多元共治的学科调整机制，立足本校发展基础和未来战略构建学科集群，在学科设置调整中做好资源布局和调整，超前谋划学科建设的思路和方案，形成学科集群与城市群互动共促的融合效应及有利于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创新生态。［30］

    三、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未来路径

    加快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是优化布局结构、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既需要政府层面的统筹规划，也需要高校的主动布局以及行业企业等主体的积极参与。提升高校 学科设置调整的科学性和适应性，需要根据实际正确处理学科设置调整的动与静、点与面、类与型、内与外、权与责之间的关系，结合高校学科设置调整运行方式和机理，围绕“组织管型、内与外、权与责之间的关系，结合高校学科设置调整运行方式和机理，围绕“组织管理—理念确立—制度构建—动力支持—效能转化”的框架构建及时响应的优化路径，带动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和有序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一）优化组织管理并加强预测引导

    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影响因素多、影响面广，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科学稳慎地推进实现目标要求。首先，构建国家、省和高校等管理主体以及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框架。政府层面依据国家或区域发展需求，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明确调整方向并加强宏观统筹；高校层面依据自身发展基础和重点，加强学科发展规划并加快相关办学资源调整优化，同时积极吸纳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力量参与学科调整和建设，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学科调整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其次，加强学科需求的预测与反馈。加强组织管理和指导需要建立在精准预测的基础上，一方面，建立或委托专业化的机构，以多学科人才为基础，打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加强对未来科学技术和知识发展的分析研判，提升对学科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从长远发展来谋划学科发展的谱系与路径，破除重知识成果外在包装的“经济逻辑”和以行政权力捆绑学科群发展的“政治逻辑”而忽略学科群建设内在规律之“学术逻辑”的错置认识。［31］另一方面，加大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综合研判未来政治、经济、科技、人口、文化等发展趋，科学分析国家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变化及其对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的需求，着力以行之有效的预测模型在把握内与外关系的基础上精确预测人才需求的类型、层次与数量。将理论预测结果应用于实践场景，在政府、企业和学校等相关利益者中进行充分论证和修改，将最终研究结果反馈给政府、学校和社会，通过多主体权与责的合理分配与协同，保证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围绕分类发展确立发展理念

    学科设置决定着高校的类型定位以及功能彰显，因此推动分类发展是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关键依循和理念。高校学科设置需要树立“面向需求、保持特色、争创一流”的发展理念，既应面向未来调整优化，也要尊重和珍视历史积淀。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建立高校分类发展框架，构建结构合理、层类分明的高等教育体系，使高校在有分类参考依据的基础上推进学科设置调整。通过政策调控、资源配置等方式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树牢分类发展理念并找准功能定位，充分把握综合、理工、人文、农医等不同高校之“类”，以及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技术技能型大学等不同高校之“型”，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和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引导高校摒弃以往求高、求大、求全等思维惯性，统筹把握学科设置调整中点与面的关系，根据学校定位和现实资源确定学科规模及重点方向，着力围绕国家战略指向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学科集群。运用分类评价法、大数据分析法和动态调整法等设计评价标准体系，综合应用各类资源配置手段进行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树立需求导向和品牌意识，主动对接国家、地方以及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积极推进学科设置调整工作，实现学科发展与高校类型相统一。

    （三）根据学科类别加强制度建设

    学科建设是高校学科设置与调整的中间环节和重要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是否调整以及调整什么，因此需要把学科建设成效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学科设置调整“动”与“静”的关系，构建支持各类学科争创一流的长效制度。一是健全支持基础性学科长效发展的保护制度。树立长远意识和战略思维，重视基础学科在知识发展、科学进步以及文化繁荣等方面的战略支撑作用，瞄准科学和知识前沿设置基础性学科。改变“一刀切”式的科研周期管理，充分认识到基础学科、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医学学科对时间积累的更高要求。［32］遵循基础性学科建设规律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在“双一流”建设、重大项目申报等专项中对基础性学科予以单列或倾斜支持，对基础性学科在水平评价、教师考核、学生录取、资源投入等方面建立符合实际的专门性制度体系，注重以长周期支持产出引领性成果。二是完善应用性学科快速响应需求制度。面向新兴科技和产业发展，建立应用性学科审批设置的“绿色通道”，着力面向人工智能、数字科技、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技术需求加快学科布局。同时在学科水平评价、教师考核、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建立应用导向的考评体系，完善学科预警与及时有序退出机制。三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制度建设。把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驱动创新并占据未来世界制高点的关键之策，在学科设置调整中建立交叉学科支持和保护制度， 提升交叉学科设置规模和水平。建立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融合交叉支持制度，打破学校传统院系组织壁垒，以学院设置调整实现学科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创新发展。突出校际学科协同和集聚效应，引导不同高校围绕同一领域开展有组织的学科交叉融合。四是优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制度，加快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制度，以资源引导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主动参与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工作，以实际问题为纽带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联合攻关，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四）立足核心要素汇聚发展动力

    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高度认识学科发展规律，为学科设置调整提供系统性的动力。一是注重人才支撑，把人才作为推进学科发展的关键力量。一方面，提升学校管理者学科发展意识和能力，激发学校管理者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提升学科发展水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把教师队伍视为推动学科发展的主体力量，面向学科建设需求引育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青年后备杰出人才，着力完善人才的发现、选拔、 培养和使用机制，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二是注重科技赋能，把科技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一方面，充分把握科技迭代加速的时代背景，及时把科技创新成果作为教育教学内容和科研重点，积极融入学科建设进程，使学科建设更具国际引领性；另一方面，运用科技成果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改造提升传统学科、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促进新兴学科发展，使学科发展保持时代前沿性。三是注重评价牵引，加快建立以学科为重点的评估体系。委托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机构根据学校层次、类型和学科特点，按照国家及区域科技和产业等发展需求，开展分类评估，政府利用评估结果进行资源尤其是资金引导，促进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科技发展需求内在衔接。

    （五）回归育人本质提升转化效能

    人才培养是学科设置的核心，处理好学科设置调整各类关系的旨归在于提升育人成效。由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变革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期盼，其本质是要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产出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创业、复合应用和国际化等素养的人才，这就需要在学科设置调整中充分体现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把学科设置调整的成效转化为培育时代新人的现实成果。一是在设置调整目标上重视人才培养，根据高质量发展、创新体系以及教育强国建设等战略部署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进行学科结构布局优化，把学生参与以及人才培养成效作为学科设置调整的重要依据。二是以学科发展丰富拓展育人资源，突出高质量、创新创业以及国际竞争等时代要求，树立把学科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意识，以基础学科、优势学科建设成果提升教学内容的深度，着力推进课程的学科交叉融合，以跨学科、大平台推动学科知识体系优化调整，在课程体系中增加面向国家发展战略急需和科技发展的前沿交叉课程，通过选修制和学分制等形式，培养学生宽厚的学术基础和广博的视野。三是在育人途径上坚持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把项目式学习作为打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壁垒的重要途径，注重把学科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转化为学生学习及研究的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以学科建设助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参考文献：

    ［1］王战军，张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9，（12）. 

    ［2］［6］［30］郭国祥，张海水.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8）. 

    ［3］［31］李立国，等.新时代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向度与实践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22，（6）. 

    ［4］［7］包水梅，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 

    ［5］程光旭，等.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8］陈良雨.数字化转型驱动学科群落生态的逻辑与机制［J］.中国远程教育，2024，（2）. 

    ［9］王传毅，许钰羚.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J］.复旦教育论坛，2024，（6）. 

    ［10］路易吉·帕加内托，埃德蒙·S·费尔普斯. 金融、研究、教育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62.［11］刘英基，等.走向新常态的新兴经济体产业转型升级路 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5，（1）

    ［12］李立国.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科技人才培养［J］.中国高教研究，2024，（12）. 

    ［13］Bengt-Ake Lundvall.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M］.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16.

    ［14］邹晓东，等.科教融合：高校办学新常态［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1）. 

    ［15］David，Foray. Accessing and Expan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Base ［J］.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Review，1995，（16）.［16］［32］胡业飞，等.为发展找回时间：“破五唯”政策背景下高校学科建设时间投入需求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2）. 

    ［17］王建华.高等教育改革的迷思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

    ［18］田贤鹏.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中的市场调节失灵及其矫正［J］. 教育发展研究，2017，（21）. 

    ［19］雷万鹏.学院治理与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J］.教育究，2023，（10）. 

    ［20］陈廷柱.学院设置与学科建设相互关系论略［J］.大学与学科，2020，（6）. 

    ［21］李会转.我国高等教育功利化倾向的矫治措施［J］.现代教育管理，2019，（10）. 

    ［22］伯顿·克拉克.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46.［23］王传毅，等.基于学科特色的高校分类研究——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22，（11）. 

    ［24］李玲玲，许洋.“形分”而“神聚”：高校分类体系内在结构关联之重铸［J］.教育发展研究，2023，（19）.［25］潘晨晨，等.人才流向何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特征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4，（4）. 

    ［26］陈沛，沈文钦.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144所高校一流建设学科教师履历的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24，（6）. 

    ［27］鲍嵘，帅怡莹.分而类之与数据化治理：美国学科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28］TORFINGJ，et al. 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30. 

    ［29］马廷奇，郑政捷.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10）.

    ① 数据来源：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410/t20241031_1160042.html.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and Future Pathways

Wang Zhiqiang & Zhang Haijun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adaptive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alent aggregation and cultivati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outcomes. Currently, the increasingly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embedded in complex systems has shifted from a purely knowledge-driven logic  to multi-factor regulation. This requires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not only to respond to contemporary trends in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diverse participants but also to follow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integrate diversified  demands. To make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such dimensions as external, internal plus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mands fo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temporary needs for the suppor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goal of develop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ollow the law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handle the  key relationships between dynamics and stability (between socioeconomic needs and the law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between focus and breadth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mall quantity of refined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 quantity of all-encompassing academic disciplines), between categories and classifications  (between the categor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between internal  aspects and external aspects (between the disciplinary plan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between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autho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In practice, difficulties in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aris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fulfilling the need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disciplinary clusters, highlighting features in development, improving openness, and  promot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To accomplish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optimize  their developmental pathways based on the governance-concept-institutionalization-dynamics-efficacy framework, and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disciplinary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future pathway 

    Authors: Wang Zhiqiang, Deputy Direct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of the Guangdong Academ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035); Zhang Haiju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the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来源：《教育研究》2025年07期